專訪
日期 |
2010年1月30日 |
採訪 |
林嘉熙 |
語言 |
廣東話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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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我們請出一位特別嘉賓——現年91歲的退休海員張耀先生,為大家講述這半個多世紀以來英國華人社區的滄桑變化。
張耀是香港元朗天水圍輞井村人,19歲時到香港「行船局」應徵,加入荷蘭船運公司,開始行船生涯。1941年,他第一次來到英國。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(1939-1945),大批船隊日夜運送軍火、糧食、燃料及其它物資。張耀在艙底做「燒火佬」,每天要做兩班,每班四小時。他隨船周遊列國,到過荷蘭、美國等地,可謂閱歷豐富。
戰後,張耀「放船」並於1953年定居東倫敦。其時英國尚為強國,外國人不易入籍定居。但張耀得到一位會講中文的殖民地大臣的書面推薦,去當時位於Aldgate的移民局見官,順利歸化英籍。
適逢航運業開始式微,「我甚麼工作都做,曾在伯明翰做餐館廚房,每週能賺四英鎊;後來自己也開過外賣店;又試過在倫敦口的美國採砂船上做廚房」張耀回憶道「倫敦舊唐人街在Poplar的Pennyfields,有很多古樓、古屋,餐館大約只有五六間;華人好少,只有三幾十人,而且多是香港人」。
那時Limehouse及Westferry附近只有少許華人家庭,遠不及人們印象中一般「唐人街」的規模;而且也沒有廟宇和中文學校,華人拜祖先、學中文等都在自己家中進行。由於戰爭破壞、人口增加等原因,華人後來逐漸西遷至蘇豪(Soho)一帶經營生意,由此形成新的唐人街並延續至今。
在張耀看來,倫敦新舊唐人街的分別主要在於三大「增長」:華人女性的人數、中餐的菜色和華人職業的種類。在舊唐人街時代鮮見華人女性,現在華人女性走在路上已不再是稀有現象。當時中餐館不多,菜色無非咕嚕肉、炒粉麵飯等「舊餐」;現在的唐人街食肆琳瑯滿目,多了龍蝦、帶子等「新潮」食材。新唐人街除了餐館外,還有超市、理髮店等各類行業及社團;這些都是以前不可能存在的。有趣的是,張耀沿襲華人早年習慣,將新唐人街稱作「皇城」,因為那裡鄰近白金漢宮,是皇室成員居住的城區。
在英國六十餘年的工作與生活經歷,令張耀對華人社會生活有獨到見解。他認為,基於 環境與經濟因素,早期華人總離不開行船、洗衣、餐飲這三大行業。另外,「那時的留學生多是政府派來的,由父母供讀的很少,因為經費很大。就算有,也要兼職做工寄錢回家」。所以當年的華人多以「穩定的生活與經費來源」為人生目標。也因此,張耀把工作定義為一種「實業」:只有通過工作站穩腳跟,才有可能發展自己的興趣與理想。
現在英國華人人口不斷攀昇,社團也隨之增加。作為老牌組織「正義工商會」的成員,張耀認為,華人社團主要是凝聚互助精神,譬如想方設法幫助有需要的人找工作,及舉辦賑災籌款等活動。關注時事的他,對華人參政等熱門話題相當瞭解。因此當我們談及華人與英國政治的關係時,他多次強調說:「好隔膜。這是歷史遺留的問題,華人百年來對政治都不感興趣;但現在的華人社團應開始組織及參與政治。」
最後,這位長者忠告華人留學生,要有自己的立場,將理想興趣化,並認真學習;不論在哪裡讀書、立業,都要「心情快樂,抱有希望」。
張耀的一席話為我們帶來很多感悟。其實我們曾數次造訪他。第一次是在醫院的病床前,當時他因腳傷住院。我們前往醫院探望,見他精神尚可,正在閱讀報章,便即場進行了一次簡單的採訪。在他出院後的再度會面中,我們深入跟進了一些問題,從而發現人稱「耀叔」的他是一位自立、樂觀、真誠及風趣的老人家。雖然孤身一人在英國60年,但他甚少牽掛,自由自在;對於過往歲月的艱辛,他也不以為意。
耀叔「文武雙全」,養生有道。他行船時,曾因日本攻打緬甸而在印度加爾各答滯留了兩年,在機場修理損毀飛機,並在閒時學會音律;至今仍時常彈奏電子琴自娛。加上每日外出打太極、慢走、打麻將,令他保持著敏捷清晰的思維。
及後,耀叔向我們展示他的舊香港身份證以證明他的年齡;那張發黃破舊的證件,夾雜在其它證件、車票中,緊緊跟隨他多年至今,可見他在英國生活的多年來仍對家鄉有著濃濃的思念。我們感謝耀叔與大家分享他真誠的經驗。正如倫敦唐人街牌樓上寫著 "風調雨順,國泰民安",我們現在才深切明白到,當年旅居異地的僑民們有著如何誠摯的心願。
特別鳴謝:正義工商會(Chun Yee Society),東倫敦華人協會(Chinese Association of Tower Hamlet)
明愛(倫敦)學院編輯組:李中文、高文卿、林嘉熙、徐嘉莉
本文刊登於2010年6月25日《英中時報》第39版
专访
日期 |
2010年1月30日 |
采访 |
林嘉熙 |
语言 |
广东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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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我们请出一位特别嘉宾——现年91岁的退休海员张耀先生,为大家讲述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华人社区的沧桑变化。
张耀是香港元朗天水围辋井村人,19岁时到香港「行船局」应征,加入荷兰船运公司,开始行船生涯。1941年,他第一次来到英国。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(1939-1945),大批船队日夜运送军火、粮食、燃料及其它物资。张耀在舱底做「烧火佬」,每天要做两班,每班四小时。他随船周游列国,到过荷兰、美国等地,可谓阅历丰富。
战后,张耀「放船」并于1953年定居东伦敦。其时英国尚为强国,外国人不易入籍定居。但张耀得到一位会讲中文的殖民地大臣的书面推荐,去当时位于Aldgate的移民局见官,顺利归化英籍。
适逢航运业开始式微,「我甚么工作都做,曾在伯明翰做餐馆厨房,每周能赚四英镑;后来自己也开过外卖店;又试过在伦敦口的美国采砂船上做厨房」张耀回忆道,「伦敦旧唐人街在Poplar的Pennyfields,有很多古楼、古屋,餐馆大约只有五六间;华人好少,只有三几十人,而且多是香港人」。
那时Limehouse及Westferry附近只有少许华人家庭,远不及人们印象中一般「唐人街」的规模;而且也没有庙宇和中文学校,华人拜祖先、学中文等都在自己家中进行。由于战争破坏、人口增加等原因,华人后来逐渐西迁至苏豪(Soho)一带经营生意,由此形成新的唐人街并延续至今。
在张耀看来,伦敦新旧唐人街的分别主要在于三大「增长」:华人女性的人数、中餐的菜色和华人职业的种类。在旧唐人街时代鲜见华人女性,现在华人女性走在路上已不再是稀有现象。当时中餐馆不多,菜色无非咕噜肉、炒粉面饭等「旧餐」;现在的唐人街食肆琳琅满目,多了龙虾、带子等「新潮」食材。新唐人街除了餐馆外,还有超市、理发店等各类行业及社团;这些都是以前不可能存在的。有趣的是,张耀沿袭华人早年习惯,将新唐人街称作「皇城」,因为那里邻近白金汉宫,是皇室成员居住的城区。
在英国六十余年的工作与生活经历,令张耀对华人社会生活有独到见解。他认为,基于 环境与经济因素,早期华人总离不开行船、洗衣、餐饮这三大行业。另外,「那时的留学生多是政府派来的,由父母供读的很少,因为经费很大。就算有,也要兼职做工寄钱回家」。所以当年的华人多以「稳定的生活与经费来源」为人生目标。也因此,张耀把工作定义为一种「实业」:只有通过工作站稳脚跟,才有可能发展自己的兴趣与理想。
现在英国华人人口不断攀升,社团也随之增加。作为老牌组织「正义工商会」的成员,张耀认为,华人社团主要是凝聚互助精神,譬如想方设法帮助有需要的人找工作,及举办赈灾筹款等活动。关注时事的他,对华人参政等热门话题相当了解。因此当我们谈及华人与英国政治的关系时,他多次强调说:「好隔膜。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,华人百年来对政治都不感兴趣;但现在的华人社团应开始组织及参与政治」。
最后,这位长者忠告华人留学生,要有自己的立场,将理想兴趣化,并认真学习;不论在哪里读书、立业,都要「心情快乐,抱有希望」。
张耀的一席话为我们带来很多感悟。其实我们曾数次造访他。第一次是在医院的病床前,当时他因脚伤住院。我们前往医院探望,见他精神尚可,正在阅读报章,便即场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采访。在他出院后的再度会面中,我们深入跟进了一些问题,从而发现人称「耀叔」的他是一位自立、乐观、真诚及风趣的老人家。虽然孤身一人在英国60年,但他甚少牵挂,自由自在;对于过往岁月的艰辛,他也不以为意。
耀叔「文武双全」,养生有道。他行船时,曾因日本攻打缅甸而在印度加尔各答滞留了两年,在机场修理损毁飞机,并在闲时学会音律;至今仍时常弹奏电子琴自娱。加上每日外出打太极、慢走、打麻将,令他保持着敏捷清晰的思维。
及后,耀叔向我们展示他的旧香港身份证以证明他的年龄;那张发黄破旧的证件,夹杂在其它证件、车票中,紧紧跟随他多年至今,可见他在英国生活的多年来仍对家乡有着浓浓的思念。我们感谢耀叔与大家分享他真诚的经验。正如伦敦唐人街牌楼上写着「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」,我们现在才深切明白到,当年旅居异地的侨民们有着如何诚挚的心愿。
特别鸣谢:正义工商会(Chun Yee Society),东伦敦华人协会(Chinese Association of Tower Hamlet)
明爱(伦敦)学院编辑组:李中文、高文卿、林嘉熙、徐嘉莉
本文刊登于2010年6月25日《英中时报》第39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