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
| 日期 |
2010年1月30日 |
採訪 |
林嘉熙 |
| 語言 |
廣東話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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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我們請出一位特別嘉賓——現年91歲的退休海員張耀先生，為大家講述這半個多世紀以來英國華人社區的滄桑變化。
張耀是香港元朗天水圍輞井村人，19歲時到香港「行船局」應徵，加入荷蘭船運公司，開始行船生涯。1941年，他第一次來到英國。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（1939-1945），大批船隊日夜運送軍火、糧食、燃料及其它物資。張耀在艙底做「燒火佬」，每天要做兩班，每班四小時。他隨船周遊列國，到過荷蘭、美國等地，可謂閱歷豐富。
戰後，張耀「放船」並於1953年定居東倫敦。其時英國尚為強國，外國人不易入籍定居。但張耀得到一位會講中文的殖民地大臣的書面推薦，去當時位於Aldgate的移民局見官，順利歸化英籍。
適逢航運業開始式微，「我甚麼工作都做，曾在伯明翰做餐館廚房，每週能賺四英鎊；後來自己也開過外賣店；又試過在倫敦口的美國採砂船上做廚房」張耀回憶道「倫敦舊唐人街在Poplar的Pennyfields，有很多古樓、古屋，餐館大約只有五六間；華人好少，只有三幾十人，而且多是香港人」。
那時Limehouse及Westferry附近只有少許華人家庭，遠不及人們印象中一般「唐人街」的規模；而且也沒有廟宇和中文學校，華人拜祖先、學中文等都在自己家中進行。由於戰爭破壞、人口增加等原因，華人後來逐漸西遷至蘇豪（Soho）一帶經營生意，由此形成新的唐人街並延續至今。
在張耀看來，倫敦新舊唐人街的分別主要在於三大「增長」：華人女性的人數、中餐的菜色和華人職業的種類。在舊唐人街時代鮮見華人女性，現在華人女性走在路上已不再是稀有現象。當時中餐館不多，菜色無非咕嚕肉、炒粉麵飯等「舊餐」；現在的唐人街食肆琳瑯滿目，多了龍蝦、帶子等「新潮」食材。新唐人街除了餐館外，還有超市、理髮店等各類行業及社團；這些都是以前不可能存在的。有趣的是，張耀沿襲華人早年習慣，將新唐人街稱作「皇城」，因為那裡鄰近白金漢宮，是皇室成員居住的城區。
在英國六十餘年的工作與生活經歷，令張耀對華人社會生活有獨到見解。他認為，基於 環境與經濟因素，早期華人總離不開行船、洗衣、餐飲這三大行業。另外，「那時的留學生多是政府派來的，由父母供讀的很少，因為經費很大。就算有，也要兼職做工寄錢回家」。所以當年的華人多以「穩定的生活與經費來源」為人生目標。也因此，張耀把工作定義為一種「實業」：只有通過工作站穩腳跟，才有可能發展自己的興趣與理想。
現在英國華人人口不斷攀昇，社團也隨之增加。作為老牌組織「正義工商會」的成員，張耀認為，華人社團主要是凝聚互助精神，譬如想方設法幫助有需要的人找工作，及舉辦賑災籌款等活動。關注時事的他，對華人參政等熱門話題相當瞭解。因此當我們談及華人與英國政治的關係時，他多次強調說：「好隔膜。這是歷史遺留的問題，華人百年來對政治都不感興趣；但現在的華人社團應開始組織及參與政治。」
最後，這位長者忠告華人留學生，要有自己的立場，將理想興趣化，並認真學習；不論在哪裡讀書、立業，都要「心情快樂，抱有希望」。
張耀的一席話為我們帶來很多感悟。其實我們曾數次造訪他。第一次是在醫院的病床前，當時他因腳傷住院。我們前往醫院探望，見他精神尚可，正在閱讀報章，便即場進行了一次簡單的採訪。在他出院後的再度會面中，我們深入跟進了一些問題，從而發現人稱「耀叔」的他是一位自立、樂觀、真誠及風趣的老人家。雖然孤身一人在英國60年，但他甚少牽掛，自由自在；對於過往歲月的艱辛，他也不以為意。
耀叔「文武雙全」，養生有道。他行船時，曾因日本攻打緬甸而在印度加爾各答滯留了兩年，在機場修理損毀飛機，並在閒時學會音律；至今仍時常彈奏電子琴自娛。加上每日外出打太極、慢走、打麻將，令他保持著敏捷清晰的思維。
及後，耀叔向我們展示他的舊香港身份證以證明他的年齡；那張發黃破舊的證件，夾雜在其它證件、車票中，緊緊跟隨他多年至今，可見他在英國生活的多年來仍對家鄉有著濃濃的思念。我們感謝耀叔與大家分享他真誠的經驗。正如倫敦唐人街牌樓上寫著 "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"，我們現在才深切明白到，當年旅居異地的僑民們有著如何誠摯的心願。
特別鳴謝：正義工商會（Chun Yee Society），東倫敦華人協會（Chinese Association of Tower Hamlet）
明愛（倫敦）學院編輯組：李中文、高文卿、林嘉熙、徐嘉莉
本文刊登於2010年6月25日《英中時報》第39版
专访
| 日期 |
2010年1月30日 |
采访 |
林嘉熙 |
| 语言 |
广东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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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我们请出一位特别嘉宾——现年91岁的退休海员张耀先生，为大家讲述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华人社区的沧桑变化。
张耀是香港元朗天水围辋井村人，19岁时到香港「行船局」应征，加入荷兰船运公司，开始行船生涯。1941年，他第一次来到英国。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（1939-1945），大批船队日夜运送军火、粮食、燃料及其它物资。张耀在舱底做「烧火佬」，每天要做两班，每班四小时。他随船周游列国，到过荷兰、美国等地，可谓阅历丰富。
战后，张耀「放船」并于1953年定居东伦敦。其时英国尚为强国，外国人不易入籍定居。但张耀得到一位会讲中文的殖民地大臣的书面推荐，去当时位于Aldgate的移民局见官，顺利归化英籍。
适逢航运业开始式微，「我甚么工作都做，曾在伯明翰做餐馆厨房，每周能赚四英镑；后来自己也开过外卖店；又试过在伦敦口的美国采砂船上做厨房」张耀回忆道，「伦敦旧唐人街在Poplar的Pennyfields，有很多古楼、古屋，餐馆大约只有五六间；华人好少，只有三几十人，而且多是香港人」。
那时Limehouse及Westferry附近只有少许华人家庭，远不及人们印象中一般「唐人街」的规模；而且也没有庙宇和中文学校，华人拜祖先、学中文等都在自己家中进行。由于战争破坏、人口增加等原因，华人后来逐渐西迁至苏豪（Soho）一带经营生意，由此形成新的唐人街并延续至今。
在张耀看来，伦敦新旧唐人街的分别主要在于三大「增长」：华人女性的人数、中餐的菜色和华人职业的种类。在旧唐人街时代鲜见华人女性，现在华人女性走在路上已不再是稀有现象。当时中餐馆不多，菜色无非咕噜肉、炒粉面饭等「旧餐」；现在的唐人街食肆琳琅满目，多了龙虾、带子等「新潮」食材。新唐人街除了餐馆外，还有超市、理发店等各类行业及社团；这些都是以前不可能存在的。有趣的是，张耀沿袭华人早年习惯，将新唐人街称作「皇城」，因为那里邻近白金汉宫，是皇室成员居住的城区。
在英国六十余年的工作与生活经历，令张耀对华人社会生活有独到见解。他认为，基于 环境与经济因素，早期华人总离不开行船、洗衣、餐饮这三大行业。另外，「那时的留学生多是政府派来的，由父母供读的很少，因为经费很大。就算有，也要兼职做工寄钱回家」。所以当年的华人多以「稳定的生活与经费来源」为人生目标。也因此，张耀把工作定义为一种「实业」：只有通过工作站稳脚跟，才有可能发展自己的兴趣与理想。
现在英国华人人口不断攀升，社团也随之增加。作为老牌组织「正义工商会」的成员，张耀认为，华人社团主要是凝聚互助精神，譬如想方设法帮助有需要的人找工作，及举办赈灾筹款等活动。关注时事的他，对华人参政等热门话题相当了解。因此当我们谈及华人与英国政治的关系时，他多次强调说：「好隔膜。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，华人百年来对政治都不感兴趣；但现在的华人社团应开始组织及参与政治」。
最后，这位长者忠告华人留学生，要有自己的立场，将理想兴趣化，并认真学习；不论在哪里读书、立业，都要「心情快乐，抱有希望」。
张耀的一席话为我们带来很多感悟。其实我们曾数次造访他。第一次是在医院的病床前，当时他因脚伤住院。我们前往医院探望，见他精神尚可，正在阅读报章，便即场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采访。在他出院后的再度会面中，我们深入跟进了一些问题，从而发现人称「耀叔」的他是一位自立、乐观、真诚及风趣的老人家。虽然孤身一人在英国60年，但他甚少牵挂，自由自在；对于过往岁月的艰辛，他也不以为意。
耀叔「文武双全」，养生有道。他行船时，曾因日本攻打缅甸而在印度加尔各答滞留了两年，在机场修理损毁飞机，并在闲时学会音律；至今仍时常弹奏电子琴自娱。加上每日外出打太极、慢走、打麻将，令他保持着敏捷清晰的思维。
及后，耀叔向我们展示他的旧香港身份证以证明他的年龄；那张发黄破旧的证件，夹杂在其它证件、车票中，紧紧跟随他多年至今，可见他在英国生活的多年来仍对家乡有着浓浓的思念。我们感谢耀叔与大家分享他真诚的经验。正如伦敦唐人街牌楼上写着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」，我们现在才深切明白到，当年旅居异地的侨民们有着如何诚挚的心愿。
特别鸣谢：正义工商会（Chun Yee Society），东伦敦华人协会（Chinese Association of Tower Hamlet）
明爱（伦敦）学院编辑组：李中文、高文卿、林嘉熙、徐嘉莉
本文刊登于2010年6月25日《英中时报》第39版
